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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行云先生

时间:2016-05-27 11:07:15 点击:

袁行云先生

作者:高尚贤

      袁行云先生(1928-1988年),学历不高(仅读过中学),却勤学好古,对经、史、子、集诸学以及金、石、书、画等均有邃养,尤其嗜好现今相当冷门难工的版本、目录之学。他治学实事求是,缜密细致,并能化古求新,发前人之所未发,有功学林。然而先生却命途多舛,英年早逝。正可谓欧阳修所云“少达而多穷”,“愈穷则愈工”的文章钜公。

(一)

      袁行云先生年轻时曾在报社与新华书店工作过,1955年调入北京市第二十一中学任教高中文学课(即后来的语文课),并当班主任。他身材魁梧,相貌堂堂,且举止文雅。他在教学中总能得心应手地引经据典,深入浅出地生动讲解,吸引得同学们无不聚精会神地听讲,发自内心地敬佩他的渊博学识与敦厚人品。

      196112月中华书局出版了袁先生的处女作《欧阳修》。他的已然毕业和尚在就读的学生惊喜异常,竞相阅读。到196311月,《欧阳修》已然印刷了三次,足见受欢迎的程度。

      二十一中学的北面不远处是国子监,内有首都图书馆;东北面是柏林寺。这两处均收藏有大量的古籍善本。袁先生只要有时间就去那里借阅、抄录,尤其关注研究者少有涉足的明清诗文,累积了大量珍贵资料。

      1966年文化大革命伊始,袁先生就受到了猛烈冲击,因为《欧阳修》属于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勒令检查,野蛮批斗之外,最令他痛心的是“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累积的大量文史资料以及个人著述手稿大多被毁,有些竟至片楮不存。

(二)

      文革之后的1979年,袁先生凭藉深厚的文史功底考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副研究员。这时他焕发了青春,日夜研读,笔耕不辍。至1988年病逝前的九年间,发表了许多高质量的论文,出版了数部专著,收获颇丰。

      《<书目答问>和范希曾<补正>》在《社会科学战线》上发表后,被学界视为三十年来目录学之最佳论文;《冯梦龙三言新证》获得了中日两国学者的公认。此外尚有发表于《文史》上的论文《陈洪绶死于“黄祖之祸”辨》、《吴荣光著作的代撰者》、《梁章钜著述多非自撰》、《谢启昆<西魏书>等书为胡虔代撰》以及发表于《戏曲研究》上的论文《清乾隆间扬州官修戏曲考》等,质量均属上乘,甚为学界瞩目。《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四期发表的《许瀚著述知见录》更是其专著《许瀚年谱》的探路者。《许瀚年谱》于198311月由齐鲁书社出版发行。在撰写《许瀚年谱》的同时,他还编校了许瀚的所有著述《攀古小庐全集》,分为上、中、下三册。上册已于198510月由齐鲁书社出版。

      许瀚是清代道光、咸丰年间的一位朴学家,精于文字声韵训诂、金石校勘之学。然而他却一生潦倒,著述于身后散佚甚多,名亦不彰于世。袁先生对其学问深为钦佩,于是遍访北京、山东各大图书馆、博物馆及有关的前辈、朋友,广泛搜集许瀚著作的各种刊本、抄本、稿本,并从与之有关的人物著述中勾稽材料,订讹辨误,考证爬梳,终于将许瀚一生的经历、学识、撰述、师友交游等一一寻绎出来,编撰成245千字的《许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张政烺先生欣然为这部著作封面题签。此书问世后,受到了国内以及日本史学界的高度评价。

      《攀古小庐全集》按内容分为三册出版。上册以经学、古声韵学、古文字学著作为主。中册为全文考释。下册则包括石刻题跋、砖印考释、读书札记、古籍校勘、诗文尺牍等。从内容来看,辑校这样一部涉及“绝学”的著作,足以显见袁先生在音韵学和古文字学上的深厚功底。于时山东教育出版社还编辑了《中国古代语言学家评传》一书,盛邀作者五十一人。其中袁先生撰写了《许瀚》一文。遗憾的是,此书自1987年集稿,直至199210月方得出版。袁先生生前未能见到此书以及《攀古小庐全集》中、下册和《明诗选》、《清人诗集叙录》等大部头著作。

(三)

      袁行云先生于1960年撰写成了《明诗选》初稿,却在文革中完全被毁。到了1984年,有些看过原稿的同志怂恿他把这项工作重新担当起来。于是他又无数次跑遍京城各大图书馆,再度研读大量明人的别集、总集、选集,精选出一百三十家的四百三十六首诗。然而他的本职工作太忙,对诗选无暇一一注释,便一再动员、鼓励他的学生高尚贤在他的悉心指导下担负起注释的工作。他们认真核对原著,遍查有关资料,力求注释精准,费时三年,终于杀青,并于198811月由春秋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240千字。就在此前(1988115日)无情的癌瘤夺去了他年富力强的生命,未能见到此书。

在今人的古诗分代选注本中,明诗鲜有选家问津。然而一代明诗是有近四千位作家,且卷帙浩繁,更不乏佳作。研究者实在不应忽视甚至低估这一现象。这部《明诗选》的出版可谓填补了古诗选本的一项空白。

      袁先生认为明代诗歌和历代诗歌一样,也是我们祖国文学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有一些诗作亦足以与唐诗中的名篇相媲美。清代的赵翼在《瓯北诗话》里品评唐至清十大诗人,于明独取高启,很有见地。顾炎武在《济南》诗里盛赞“绝代诗题传子美,近朝文士数于鳞(李攀龙)。”亦绝非溢美之辞。所以对待明诗应该给予正确的、恰当的评价。

      明初开国便诏复衣冠如唐制,规定以经义帖括试天下,诗歌竞效摹唐当是自然的趋势。刘基、高启紧贴现实,创作出大量高质量诗作;宋濂、杨基、王恭等人亦时有佳作。此时的诗歌创作出现了百余年来未有的高潮。

      从永乐到成化间,盛行了无新意的“台阁体”。而此时的“诗文盟主”李东阳风格苍健,自成一家,是从“台阁体”到“前七子”的过渡人物。

     弘治、正德间,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主将的“前七子”发起了一场旨在转变诗文风气的复古运动。李梦阳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前七子”诗从摹拟入手,取法乎上。他们创作出了一些反映生活现实的作品。诚然,“复古派”的口号有一定的弊病,但他们创作的成就终不可掩。这一时期,也涌现出了杨慎、郑善夫、祝允明、唐寅、文征明等的不同流派。众多诗人,相互辉映,达到了诗歌创作的盛期。

      嘉靖、隆庆间“后七子”李攀龙、王世贞等,文学主张与“前七子”基本一样,而标榜之风更甚。但李、王等人以及不在“后七子”之列的抗倭名将戚继光等,都创作了一些好诗,这是不应低估的。此时富有个性的诗人徐渭又可谓李、王的劲敌。

      万历间产生了以袁宏道为首的“公安派”,提倡“性灵”,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天启、崇祯间又出现了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他们可谓“公安派”的继续。“公安派”的创作有肤浅之病,“竟陵派”却生涩幽峭。晚明的爱国人士作诗又近取“七子”,陈子龙则是其中的代表。他编写的《明诗选》就十分推崇“七子”。清兵入关后,有许多抗清殉难的志士,陈子龙、夏完淳、黄道周、张煌言、瞿式耜等人的诗作,为明朝的灭亡谱写了悲壮的挽歌。

      在明亡后的二三十年间,还存在着大量高质量的遗民诗,产生了阎尔梅、顾炎武、屈大均等重要作家,在明清两代文学作品中,均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

      从上述明诗的发展概况中,可见明诗也涌现出不少思想、艺术俱佳的作品。所以袁先生认为,我们不应以“复古”一词对明诗加以否定。至于认为“唐以后无诗”的观点固然不对,认为宋以后诗已经衰落的观点也是缺乏足够根据的。明诗实胜于元诗,明诗与清诗各有千秋。他几乎用尽了毕生精力研读明、清诗,终于编著出了《明诗选》和《清人诗集叙录》来。

(四)

      《清人诗集叙录》共八十卷,近二百万言,著录清代诗人二千五百十一家,所列诗集三千一百零六种,对作者之生平,版本之考订,作品之品评,均言简意赅地述及,堪为一部清人诗集总目提要。书中所附各类资料亦甚重要,实则超出了《四库全书总目》集部类的使用价值。文化艺术出版社于19948月以繁体字,分为三册,精装出版。

      于此前后,尚有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清诗纪事》和由中华书局组织人力标点整理后的《晚晴簃诗汇》问世。这两部书,前者是钱仲联先生组织众多人力编纂的,后者则是徐世昌任民国总统时邀请一批当时的知名诗人和前清遗老编纂而成的。三部有关清诗的巨著各有千秋,但《清人诗集叙录》系袁行云先生在近四十年时间内,殚精竭力,博览群籍,恒为笔录,精心编纂而成的,且对各家诗集专论均有本有源、要而不烦。不禁益加令人钦佩。

      袁先生在此书《自序》中说:“清人诗集约七千种,连同诸总集、选集及郡邑、氏族、怀旧、唱和等辑集,计当三万家以上。卷帙篇什之富,较明人什佰倍之,无论宋前矣。即以专集而言,包涵内容,至为广泛,足供文字比勘、名物训诂、史地考证、艺术赏析之资。”又特别强调:“清诗质实,时代去今不远,文献价值尤高。”指出编撰此书之目的为:“研究清诗,首应有一部专集目录,以资读者快览。目录需有较详之提要,名曰《叙录》,俾使读者未见其书,已知大概内容。便探索,省精力,减时间,此《叙录》所以为学人工具之书也。”

      《叙录》的责任编辑赵伯陶先生在《出版说明》中归纳道:“《叙录》一书网络经纬清人诸集,注此存彼,融会贯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信非苟作。作者爬梳抉剔,掇拾政治、经济、学术、文化、民俗以及少数民族、中外关系各种史料,或指示线索,或径附原作,可为各界学人取资。钩稽小说、戏曲及讲唱文学资料尤多,而泰半未见他书称引,弥足珍贵。至于纠谬补阙、辑佚钩玄、考证辨误、纵论诗风、发微抉隐,时见精思。作为一部学术谨严之工具书或清诗研究之资料书,《清人诗集叙录》一书均当之无愧。”确为中肯之论。

      《叙录》为便于检索分为八十卷。各卷按作者生年先后排次。卷一的第一家为姚士晋所撰《姚休那先生诗集》一卷。从著录可知,姚生于明万历六年(1578年)。卷八十最后一家为邓方所撰《小雅楼诗集》八卷。从著录可知,邓生于光绪四年(1878年)。著录人物生年的跨度正好三百年,一代清诗之精华尽在其中了。

      《叙录》评说清诗流派,纵论诗风,注重史实,并详于考证纠谬。对所著录的每一部诗集,从序、题跋乃至每一首诗都加以细心研读,订正前人某些疏漏,并将清人诗集网络纵横,以此注彼,相互发明,展现出了袁先生对诗学的卓见特识。

      《叙录》所附资料颇多,甚为珍贵。这些资料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论诗、论词、论曲、论金石、论书画、论泉布、咏金史、题小说之作。若将这些资料分门别类汇集起来,即可为某一专题提供丰富的研究资料。《叙录》中对于清代边疆少数民族资料的附录也很珍贵。在附录资料的选择上,袁先生还很有识断地偏重民间讲唱文学、戏曲小说的资料及掌故。这些资料是为封建士大夫所不耻言及的,因而尽力将它们附录下来,必将为今后的研究者提供诸多方便。如对于小说《三国演义》、《水浒》、《金瓶梅》、《红楼梦》、《聊斋志异》、《儒林外史》以及戏曲《牡丹亭》、《长生殿》等有关作者或作品的诗歌资料更做了系统的收集,尤其是人们甚为关注的《红楼梦》的一些诗歌资料,收集了二十题数十首之多。《叙录》堪称为稀见资料之渊薮。

      《清人诗集叙录》也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缺憾。其一,袁行云先生的《自序》里言及,198711月“已阅清人诗集四千余种,撰稿二千五百余篇。以价值较高之文献附诸篇末……尚有近千种专集未及经眼,犹冀访书江南,再阅千余种,使全稿篇数增至三千以上,则清诗集中有事可征者大具矣。不意今年忽染沉疴,七八百篇已无力造述。”其二,这部宏篇巨著毕竟是仅凭一人之力,且“中更动乱,不得不间作间辍,屡改屡易。”因而“驳杂错舛,固所不免。”幸而得到文化艺术出版社社长黄克先生的鼎力支持,更仰赖责任编辑赵伯陶先生凭借深厚的古诗文功底,悉心编校、订正袁先生手写稿的附印件,终得付梓。然而由于条件所限,难以与袁先生阅读、择录过的所有清人原版书籍一一核对,故而不可避免地存在些许瑕疵。即使这样,他仍尽职尽责,历时五载,终将此书出版面世,嘉惠学者。

      201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编审周绚隆先生阅读《清人诗集叙录》后,认为这是近年来罕见的鸿文佳作,力主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为对读者负责,完成袁行云先生的宿愿,他与赵伯陶先生又费时五年余,将此书一一对照清诗各种刻版原本,详尽校对,改正了此前很难避免的纰漏与讹误,使全新修订的《清人诗集叙录》益加完善,重新面世。

(五)

      《明诗选》与《清人诗集叙录》的封面题签者均为启功先生。袁行云夫妇与启先生是相交数十年的挚友。他们时常相聚,推心置腹地纵情谈笑,话题广泛,而以研讨书画、诗词、小说、戏曲为多,交谈得既深刻全面,又风趣和谐。袁先生夫人查良敏女士,大户小姐出身,曾就读于辅仁大学,也执教于北京二十一中学数学,人们称呼她查先生。多年来,启先生曾赠送给袁行云夫妇多幅自己的精品书画。1988年暮春更为袁先生六十寿辰书写了“以介眉寿”的条幅,前来祝寿。这四个大字出自《诗经·豳风·七月》中:“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乃颂求长寿之意。初秋之际,他得知袁行云先生罹患前列腺癌在协和医院做了手术后,立即不顾自己年老体衰,亲往探视,并当场赠予人民币五千元,祈盼袁先生尽快痊愈。

      袁行云先生病逝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他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袁先生遗嘱不留骨灰,不安葬。20094月查先生病故后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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